「創造性破壞」

美國科技禁運嚴重打擊了華為業務，上周再將5家開發超級電腦的公司，列入黑名單，引起中國發展自主科技連串討論，上期美國《外交》雜誌作者Lorand Laskai，討論美國封殺華為可能的反彈。

所謂「自力更新」和「自主創新」，也不是新名詞。國共內戰時美國封鎖共產黨，毛澤東就用上「自力更新」，想不到建國70年，又再翻炒，而對象依舊是美國。

中國面對禁運，可謂老手。東西方冷戰時期，蘇聯切斷技術支援，中國仍然發展原子彈。90年代始，美國禁止輸出太空技術輸往中國，仍然發展衛星和火箭，2016年還發射首枚高軌通信衛星「天通一號01星」，幾乎沒有盲點。2015年，奧巴馬政府禁止英特爾向中國出口超級電腦處理器，不到一年半，中國開發了「神威．太湖之光」，用上自己的處理器，成為世界最快超級電腦。當年第二位則也是國內「天河2號」。

美國也禁止向中國出口軍用級別微型晶片，中國仍開發了「北斗」導航，還是完全自己開發所有微型芯片。上述都是中國政府的主導項目。但是，中國在晶片和作業系統業務，即使政府主導了多年，國產芯片仍存在鉅大落差。

中國芯片和作業系統沒能起飛，可能非中國缺乏相關技術。去年，《科技袁人》節目主持袁嵐峰在上海音樂廳演說，回顧了中國的科技發展，相當有趣。

袁嵐峰解釋，芯片業不同其他產品。不少產品共同點，低端產品佔最大份額市場，而高端產品利潤好，卻佔很少份額。以電視機為例，以往日本壟斷了電視機市場，國產機就在低端發動價格戰，結果日本放棄低端，國產機累積了市場經驗，最後連高端市場也佔據去。

就是這樣，日本失去一個又一個的市場。

芯片和科技卻不如此，最高端芯片佔了市場最大份額，其他芯片卻只有很少份額。據袁嵐峰看法，芯片一直受摩爾定律影響，晶體管數量每兩年翻一翻，技術最先進產品，就是性價比最好的產品，佔據了最大市場，而從後追趕者，難以積累人材技術；作業系統也是同樣格局。

2014年，中國政府再致力減少國家對國外芯片依賴，投資1000億美元在芯片設計和製作，效果還是強差人意。

2017年，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高旭東接受訪問，他表示：「對於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，進行自主創新的最大挑戰，並不是技術、人才和資金，而是市場。」

科技市場極講求生態，加上有規模效應，即使中國企業也只願用最好的芯片產品，不願用低端國產貨。Laskai的推論，華為一旦改變採購方針，加上國內心態改變，反而為國內芯片，創造未見的市場空間和生態。

人工智能獨角獸商湯CEO徐立，有一次接受訪問，指出商湯必須創造「逃逸速度」。天體物理學之中，逃逸速度指物體擺脫地球引力束縛、飛向宇宙的最低速度。

「如果技術創新程度和未來發展程度，能達到一個『逃逸速度』，就能抓住時間視窗，形成一個很大的平台。」

很大的平台，就是後來者要用這個平台創新，也就是所謂的「生態系統」；類似微軟、Google、英特爾、Qualcomm，甚至AWS，最大資產就是作為平台。所以，經常聽國內科技企業，天天搞「生態大會」，就是學了美國的一套。

作為平台，並不止講技術，還涉及大量商業運作、公關活動、技術展覽、夥伴大會。科技市場愈大，邊際成本就愈低，「逃逸速度」更快，對手更難追上。

歷史上，最好平台卻不一定是最先進；WinTel就是絕佳例子。但由於大量應用；包括了Office套件，WinTel一直擁有平台的優勢，再推出多項企業應用。

技術更替，也可往往令優勢消失。從原有平台追趕，後發先至的可能性，其實不大。WinTel作為個人電腦運算平台的神話，也是直至智能電話，才逐漸打破。流動技術、高鐵、雲運算、量子加密，都屬新興的產業，也正是中國領先的原因。

科技市場的發展規律，切合了經濟學家熊彼德（Joseph A. Schumpeter）所形容的「創新」和「創造性破壞」；只有「創新」的「企業家精神」及其造成改變，才是資本主義體系的真正機制。與此同時，熊彼得也注意到，這種機制之內，成功後的僵化與老舊，也注定了被自己的成功所打敗的命運。

熊彼德的理論，近年創新經濟興起，再次被奉為圭臬。中美科技戰之下讀來，似還有另一重意義。